Sin Chew Daily - Metro Edition (Evening)
為甚麼要讓別人來評估我們？
从教育和新闻自由到我们的幸福指数，大马人经常对我国在各个领域的国际指数的新闻做出强烈反应。
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这些结果而变得激动、高兴或自吹自擂。当记者问我，我所在的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的表现如何，或者我对世界银行关于大马儿童的最新报告有什么看法时，我就会想：“我们究竟为何要让别人的衡量工具来决定我们做得好不好？”
难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吗？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受过教育的开明人士来设计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确定我们在教育等方面的现状以及我们应该走向何方？我们听信世界银行的报告、《经济学家》的报告或新闻自由指数的结果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我的一生中，我读过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我们本身公民的评论，也接触过很多学者，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界和媒体界有很多优秀且有思想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对我们是否有没有问题做出真正的评论。
如果给予这些人足够的资源和激励，他们也可以提出我们应该在教育、媒体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方向。
我对我们的人民有绝对的信心。我可能对政府的选择没有十足的信心，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选择都带有“谁会给政府打高分”综合症。但我确信，这届政府是我们将看到的最真诚的一届政府。
教育和新闻自由这两个问题证明了我的观点。
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无论是学校还是大学，只需看看我们的离校生和大学毕业生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和处理全球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针对麦当劳、星巴克、肯德基和其他国际品牌连锁店因哈马斯-以色列战争而发起的破坏性抵制行动。我们看到，有人单方面强调这些抵制行动会危及成千上万依靠这些抵制企业维持生计的大马人。
我们还可以从投机政客在袜子问题上激起的不信任和仇恨来衡量我们的教育，以至于发生实际的炸弹事件——这是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现象——并发出武士刀威胁。
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的教育问题吗？哎呀，仅凭这两个问题，我就可以写一整篇博士论文来批评从学校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为什么我们需要由那些通过评估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外部机构来进行排名？
对我来说，这很简单。我们选择了以行业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培养训练有素的办公室职员、工厂工人以及建筑师、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我们为此获得了A+。
我们得到F-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培养出接受信仰、文化和思想多样性的公民。我们也未能培养出一代有思想的人，能够质疑宗教、历史、政治和社交媒体错误信息所造成的框框。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我们需要世界银行的报告来指明方向吗？
世界银行关心的是谁能去办公室或谁能扮演专业角色。我不认为世界银行会关注袜子问题或抵制麦当劳的细节。
我看到了细枝末节。不过，我想我是唯一一个。
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行纳粹礼，并明确写道他支持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大屠杀，那次大屠杀杀害了数百万犹太儿童、妇女和老人——然后，当一位客座教授指责我们是大屠杀的支持者时，我们很不高兴。
一位部长下令取消这次活动，而该大学的教授们也在为未来的晋升而担忧。我想，对一所关闭校门、切断电源，以至于某个名叫安华的反对党政客无法发表演讲的大学而言，期望其在知识讨论中保持独立立场未免太过奢求。
对我来说，我国大学令人震惊的表现，可以从它们对影响国家和人民福祉的所有问题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中清楚地看出。
接着，还有马来西亚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下降，引起了一片哗然。
现在，我不知道，也永远不想知道，衡量新闻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新闻界没有把人民的安全、稳定和福祉放在首位的智慧，而是把读者流量放在首位，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应该有新闻自由。
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政客们煽动和操纵着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的国家里，我们不希望新闻自由得到A+的评分。
请想一想：在这个国家，我们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受雇的网军和煽动者，他们试图通过打种族和宗教牌以及煽动谣言来破坏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稳定。在无节制的社交媒体文化中，这就好比在离河流三米远的地方盖房子。当一场暴雨席卷而来并持续5个小时时，我们的房子就会被冲走，而我们却躺在床上睡觉，墙上还骄傲地钉着新闻自由证书。
是时候从我们自己的噩梦和现实中醒来了。现在是我们齐心协力的时候了。
如果这个团结政府不任命健全和有能力的人来提供必要的成败衡量标准，以及可行和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应该任命我们自己——有明显常识的普通人——来从网络空间指导国家。
这并不难。只需看看周围需要做什么。
是的，我们仍然可以参考那些世界银行的报告、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大学的分数、新闻自由指数等——但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个粗略的评估，而不是上苍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