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层、智能层、基础层、延伸层、主体层、能nd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人类权力格局与运作机制的变革。当前，美国在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层面，依然占据压倒性优势⑤，强势主导着国际传播格局，延续着“对立—竞争”的战争性思维，加深了国际传播领域内话语权的争夺等问题。⑥ TikTok开启的智能传播上半场，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传播和权力格局，加速传播格局由“盎撒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的转变与升维。⑦而由生成式AI带来的新一轮变革则是颠覆性的。也正如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生成式AI将重新定义人类知识，加速现实构造的变化，并重组政治和社会。”⑧
与此同时，AI不仅改变了全球权力的分布，还促使各种行为体在新的国际传播环境中重新定位和互动。从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到智能传播，国际传播行为体格局也发生着显著变化，更多行为体涌入国际秩序的塑造中，呈现出一个不断分解和碎片化的过程。相对单一的传统国际传播格局正在被多元复杂格局所颠覆。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行为体可以根据其文化性和政治性特征，归入八个不同的层次：
动层、超国家层和顶层的政府（图1）。这些层次所涵盖的不同行为体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传播行为体体系，诠释了国际传播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传统的国际传播主要由政府、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承担内容的组织、生产和传播工作。技术通常被视为媒介和工具作为传播过程的支撑。自上而下的制度力量主导了传统的国际传播秩序，经历了由电报通讯社时代英法双强并立的格局到互联网时代美国数字帝国主义的扩张。⑨随着AI技术的发展，深度学习算法和大规模数据训练等技术有效调动散落网络中的海量数据资源，在对话互动间打破用户的认知局限，使得大众在内容创新、传播表达以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驱动传播权力进一步下沉。人机融合的“合成社会”正加速到来，智能行为体在国际传播场域的崛起成为最显著的特点，或将成为国际
传播中的新的主体。Sora作为影像的生成装置被驯化为“玩具”，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同时，它又作为影像的生成程序被视作为“游戏”，反复在组合相同的元素。我们可以将Sora的影像生成过程视作一种不断变化、表面清晰分明的绚丽的“拼图游戏”，而这种影像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对观看者的程序化，即观看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和反应也被预设和限定，他们的互动更多是响应程序的需要而非出于自身的创造性意图。⑩因此，人类和非人类主体都将成为自由的
11
个体和行动者，自由地联结、行动、创造意义。 由于受到来自AI技术的赋权，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权力逐渐向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扩散。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特定的个人、组织或机构手中，而是逐渐分散并扩散到更多的传播主体。权力从中心化的模式转向多中心或分散结构。
以Sora为代表的多模态大模型的即时性、高效性、丰富性、便利性将创造海量的视觉奇观，使得传播数据呈指数性增长。当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和以网民为主体的社交传播模式走向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模式时，一种不再向大众公开、也无法通过搜索引擎抓取内容的“暗网式”的新“大集市”传播模式也将悄
12
然生成。 原本“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逐渐呈现“再中心化”的特征。虽然Wb3.0技术使得用户开始掌握数据主权，但生成式AI凭借其强大的数据生成、采集和整合能力，将散落的数据资源重新整合到数字平台手
13
中，成为网络社会中具有极高中介性的枢纽。 在此条
件下，权力再次集中。AIGC在推动内容生产操作平权化的同时，也使得视频生产的底层逻辑和规则制定与调整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技术寡头和掌握相关技
14
术的政治与商业力量手中。它们通过代码控制及数据和算法的操控，通过技术控制社会基础设施来影响和支配个体，增强社会控制力。
尽管政府作为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作为公权力的垄断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并不会为其他组织所取代，也不会失去其国内和国际传播的主导者角色，但新旧行为体相互叠加，力量转移已是大
势所趋，行为体格局将更加错综复杂。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将成为AI发展的新现实。 从地缘政治场景看，
15
AI与全球权力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发达国际俱乐部”
16
的宰制性话语权力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失语。 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不仅加剧了与“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数字不平等，新一代AI权力还在与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博弈中进一步扩张，基于数据和算法的传播逻辑更加难以被改变，人类社会和技术空间
17
之间的差距愈加难以弥合。
通过主导全球数字经济，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私营实体、全球秩序中具有主权的超国家行为体，时刻影响着言论自由、国家安全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以OpenAI为代表的一批最具创新性和破坏力的新兴力量。它们逐渐成为
国际传播领域中具有显著影响力的非典型行为体。AI
18
的创造者本身也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
作为一个开放复杂系统，社会系统具有巨量主体、涌现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反馈循环等特征。复杂系统是演化的，行动者为基础的，基于简单规则叠加的，自组织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的，对内自指、对外自适应的，自下涌现、非线性的，不确
21
定的不可消弭等。 复杂系统理论是面向开放系统从无
22
序到有序各类现象的理论集合。 但作为系统的社会却并不像工程系统那样易于“控制”。这主要源于社会系统的不可还原、不可逆性；工程系统中主要采用负反馈控制消除系统运行中的偏差，而社会系统中除了稳定性与秩序，还需保持系统动力与活力，因此需要正负反馈的有机协同。这种复杂性使得社会系统在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时具备一定的韧性，但也带来了控制的困难，人机融合的社会，这种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必然带来难以预测的“涌现”。个体的、局部的行为聚集
23
成的整体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能脱离它的起源。 尽管社会控制是困难的，但智能技术对传播的影响远不止简单的“介入”，而是重新组织传播的内在构成要素，并
24
再造传播流程，形成了新的传播逻辑和权力结构。
因此，在人机融合复杂系统模式下，传播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多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由智能行为体所带来的人与机器的深度连接和融合构建出了一个双向增强的人机融合主体。机器所具备的自主行为能力让其成为交流中的“他者”，催生出了“人－机”的“主体间性”，并在间性交往中产生意义和价值，打破了以人为主体的人机传播传统范式；另一方面，人机融合带来的复杂系统模式不仅仅是技术和智能的结合，还包括影像、信息和权力在更广泛、更复杂的网络空间中的交织和再构。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发现的那样，媒体是信息时代战斗的主要战场和战斗工具，但是媒体本身不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所具有的强制行为能力，存在于信息交换与象征操弄的网络中，经由图像、发言人与知识的扩音器，与社会行动者、机
25
构、制度和文化运动等发生关系。 信息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存在于人们对某
26
种价值和意义的认同中。 威廉 · 弗鲁塞尔指出：“没有一种艺术、科学或政治的活动不是针对技术性的影像，没有一种日常活动不渴望被拍成照片、电影或录像。因为一切都渴望进入这样一种永久的记忆，永远
27
可以被复制。” 传统的影像权力体现在影像对某一对象
的“再现”。Sora的出现使以“影像呈现→再现”为主导的影像政治体系走向以“影像生产→再生产”的影
28
像政治体系。 这些影像通过在具有分散性、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传播，挑战了传统媒体“公共屏幕”的权威，
29
实现了在影像与主体间权力关系流动。
此外，数据也成为了人机融合复杂系统模式的核心资源和重要驱动力。尽管传播决策是由复杂的算法作出，但这些算法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数据和算法成为各要素之间的核心枢纽与中转站，拥有资源配置的能力以及跨越、颠覆反转传统线性传播流程的能力。有学者认为，世界范围的数据收集、控制、发布、解读，是一种隐蔽又具有战略意义的舆论
30
操控方式，已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竞争领域。
如今，作为一个战略资源或工具，AI还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和国际关系的动态。当AI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则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机制。它不仅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Sora对内容生产逻辑的改变形成了由AI技术所带来的貌似背反的弥散和集中两种权力结构发展性，机器依然是机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走出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传播的异化、资本的异化，人将更是人。机器主导了传播，机器也将更是机器。
三、国际传播范式转变与中国对策
迄今为止，人类国际传播经历了三种范式，即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0、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0和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三种范式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传播的核心驱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技术和传播的演进为观照，分别经历了内容、用户和数据等三种驱动力的演进和变迁。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范式变革。相较于前两次的转变，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传播变局显得尤为迅速。
国际传播范式的迅速转变首先是基于全球50亿网民的庞大用户基础。社交媒体发轫于2000年之后的博客，也就是互联网全球化的初期，崛起于2007年iPhone发布之后的移动互联网浪潮。经历了将近20年的演进和发展，形成了美国几大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的
ChatGPT、Sora面对的是超过50亿网民，全球普及率超过三分之二的用户基础；其次，技术驱动的全球性扩展为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
条件。Sora等智能传播应用具备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使传播具有新的超级可扩展性；最后，智能传播极大简化了传播流程和环节，突破了过去的信息范畴，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拓展了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实现了文本到视频的自动化生产和无缝转换，当前的智能媒体还集合了内容的生产和分
发平台，实现了生产与分发的同步。Sora顺应多场景技术融通的趋势，通过第三方网络服务插件建立技术生态，融入不同应用环境和场景，成为具备广泛社会功能和应用的智能传播媒介。
对于AI技术的冲击，国内学者一方面关注国际传播的内容与策略，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等方面将迎来新机
遇；另一方面也逐渐意识到媒介基础设施对于国际传播的重要作用。作为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支撑着全球传
33
播，与人共同构建错综复杂的国际传播网络。 而互联网、数字媒体平台、物联网与5G基站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传播基础设施进一步发展，愈发成为影响信息传播
34
和社群联结的关键。 未来，AI大模型和智能体等或将
颠覆和重构国际传播的整个基础设施。AI大模型通过提供高效的数据收集和内容生成服务，超越现代数字通信和媒体产业，深度嵌入各行各业，成为了类似于电力和水务的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运行产生至
关重要的作用。其中，AI发展的通用基础数据、算法和算力也将成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指出“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传播基础设施的变革必然创造出新的传播环境。尽管当前大模型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技术迅速迭代与创新仍在进行中，但其发展潜力和未来的广泛应用显而易见。以基础设施视角重新审视国际传播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或将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母题。
作为智能传播的开端，TikTok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互高自身的技术独立性和国际竞争力，应对外部技术限制，还能确保在全球AI竞争中的地位和持续影响力。
第三，将全球化战略作为重中之重。中美围绕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和传播的竞争，已经从中国市场转向全球市场。在社交传播变革中，中国守住了本土市场，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国内崛起，形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产业群。面对智能媒体竞争，中国应推动和鼓励本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市场保持竞争力。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化进程和竞争能力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美博弈、中国国际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都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
第四，利用智能传播的全球影响力维护国内传播安全，确保意识形态和执政能力的稳固。生成式AI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包括虚假信息、算法霸
36
权、预设立场和去中心化。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简单地抵制智能传播的全球化发展将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利用智能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具体来说，可以加强对AI的核心价值引导，积极利用智能传播技术来塑造国际舆论，传播积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