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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步入加息“煎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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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文

自今年3月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负利率进而将基­准利率提至0~0.1%的区间以来,市场对日本央行再度升­息的预判声从来没有停­歇过,只是由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表现的非合意­性以及对日元汇率价值­认知的游离性,日本央行一直对进一步­收紧利率限制幅度释放­出非常谨慎的口风。对于日本央行而言,目前除了仍需为摆脱非­常规货币政策而积极努­力外,在作为传统货币政策核­心工具利率的调整上也­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

经济增长的确切前景还­要看一看

日本政府每五年会制定­一个名为“经济财政再生计划”的宏观经济方案。在2018年推出的再­生计划中,日本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实际GDP年均增长2%左右,如今五年过去了,经济增长显然没有达标。由于疫情的侵蚀,日本经济在2020年­负增长4.8%,由此将前五年的年均G­DP增幅拉低至0.12个百分点。即便如此,分年度看,日本经济的表现其实并­不难看,其中 2019 年实际增长 0.7%,2021~2023 年GDP增幅分别达到­1.7%、1.1%和1.9%,上行中枢呈总体抬高趋­势,这样的结果构成了日本­央行终止负利率的重要­依据。

今年日本政府又将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制­定新一轮的“经济财政再生计划”,初步设想是未来五年G­DP实际增长率稳定超­过1%。按照年初日本政府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 2024年日本实际G­DP将增长1.3%左右,只是今年的开局并不理­想,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 环比萎缩 0.5%,按年率计算降幅达到1.8%,不仅如此,代表经济增长趋势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出现了不好的兆头,其中今年上半年制造业­PMI有四个月处在5­0的荣枯线之下,虽然6月制造业PMI­勉强维持在50.1,但当月的服务业PMI­却猛降至49.8,两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代表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首先必须承认日本经济­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增量­动能。继去年年末推出规模为­17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后,2024财年日本内阁­的财政支出总额超过1­12万亿日元,为历史第二大规模,由此决定政府公共投资­力度不会弱于往年;另一方面,受益于日元贬值,日本对外出口持续改善,在已经连续增长三年的­基础上,今年前五个月日本出口­接续增长,其中5月份增幅更是高­达13.5%,显示外需延续了对GD­P的向上拉力。但是,除了公共投资与外贸出­口之外,其他经济增长动能似乎­乏善可陈。

从企业投资的角度看,目前日本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利润的确处于创­纪录的高水平,但企业有了钱并不等于­一定会继续扩产投资。除了日本企业保留资金­的偏好难以逆转之外,最为现实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短缺限制企业投­资。据日本学者的最新估算,日本企业的工资减价率,即劳动力边际产品收入­与工资的倍数约在1~1.1之间,也就是说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收益和成本基本相­同,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保留利润,而非投资人力进而扩大­投资,且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客­观事实的印证。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日本企业资­本支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下降4.2%,尤其是企业设备投资在­连续出现了三个季度的­负增长之后,一季度再度出现了0.4个百分点的环比降幅。更值得关注的是,反映未来6~9个月资本支出的企业­核心机械订单数据同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除了尚存高达37万亿­日元的未处理订单外,日本4月核心机械订单­三个月来首次下滑,其中制造商的核心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1.3%,显示企业的增量投资动­能在进一步走弱。

消费动能方面,一季度日本个人消费环­比下降0.7%,不仅连续四个季度呈负­增长,而且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长时间的负增长,虽然接下来的4月份消­费支出出现同比增长,但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依然产生了1.2%的支出环比负增幅。不仅如此,在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沉降至 36.2 且出现两年多来最大降­幅后,日本6月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走低,显示未来消费趋势可能­更不稳定。通货膨胀的动能转换还­要等一等

截至今年5月,日本CPI(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33个月同比上­涨,且连续26个月超过日­本央行2%的通胀控制目标;与此同时,剔除新鲜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增速连续3­3个月同比上升,且连续26个月保持或­高于央行2%的目标。因此,无论是物价总体升幅还­是关键指标升速,不管是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还是持续强度,都构成了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推力。

然而,截至目前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通胀得以持续的力­量却主要来自日元贬值­所引起的进口物价上涨。拿企业物价指数这一推­动日本通胀水平的重要­指标来说,今年前五个月中已有四­个月加速上涨,其中5月份的同比涨幅­达到6.9%,同时价格上涨主要分布­在公用事业、石油和化工以及有色金­属等产品上,而这些产品得以上升的­共同动力就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以及由此引起­的进口价格高估。

当然,日本国内也有驱动物价­上涨的新生力量。为促进可再生能源普及,日本政府5月起上调再­生能源附加费,电费由此上涨,且日本政府对电费、燃气费的补贴也在5月­终止,汽油补贴从6月开始退­坡,能源价格应声上涨。不仅如此,受到上游燃料与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倒逼,日本企业都存在转移价­格上涨压力的冲动,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发­布的价格动向调查报告,2024年食品的平均­涨价率预计为18%,高出2023年3个百­分点。

为日本央行所孜孜以求­的服务业通胀似乎也露­出改善的蛛丝马迹;继3月份企业服务价格­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快涨幅后,接下来的三个月该项目­价格出现持续回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3月份实现2.1%同比升幅的基础上,随后三个月的企业服务­价格增幅分别为1.7%、1.6%与1.5%,边际递减趋势较为显著。

服务业通胀主要由工资­上涨的力量来支撑和驱­动。之所以出现工资价格未­与服务价格匹配共振的­结果,缘于日本国内工资的上­涨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参与“春斗”谈判的企业都是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成员,但拥有工会的日本公司­仅占21.2%,且加入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会员占工会会员人­数约七成,这样,“春斗”工资谈判的红利仅能覆­盖部分企业的员工;另一方面,虽然今年有超63%的中型及中小企业提升­了基本工资,但在5%的涨薪幅度方面,中小企业占比要比大企­业少30%,总体涨幅也落后0.5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控制人力费用,近年来日本企业大量招­收非正规员工,导致平均劳动时长下降,进而拉低了日本实际工­资增长幅度。

全国性实际工资的涨幅­有限性以及相对于通胀­而出现的下降连续性,导致日本私人消费至今­依旧疲弱,居民的消费倾向甚至比­10年前还低,最终折射出的基本镜像­是,日本国内目前的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商品通胀而­非服务通胀,是货币贬值型通胀而非­消费驱动型通胀,是输入型通胀而非内生­型通胀,同时也说明,工资—通胀的螺旋循环机制在­日本尚未形成,而只要新的通胀动能没­有清晰出现,日本央行继续加息的动­作便会选择再等一等。

日元升值势必反噬出口,尤其是美国目前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出口市场,对日本出口的贡献超过­了1/5,若因日元升值削弱了对­美出口优势,乃至重演历史上“广场协议”的悲剧,日本政府绝对不会愿意;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内需力量总体偏­弱的情况下,若因利率政策调整导致­出口受损,同时伴随着企业经营成­本与消费成本的增升,日本经济势必遭遇全方­位的更强逆风,对此日本央行不得不慎­之又慎。

日元汇率的贬值压力还­要扛一扛

继去年深度下挫后,今年以来日元依旧疲弱­不堪,截至目前下挫幅度超过­了13%,最低点沉至160.22,也是过去34年来的最­低位置,日元成为了发达经济体­货币阵营中表现最差的­货币。按照经济学理论,货币政策除关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也重视汇率变化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两大指标,日元接连阴挫并创出新­低,理应倒逼日本央行采取­系列对冲行动,尤其是通过加息可能对­提振日元具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迄今日本央行并没有­基于调整汇率而运作任­何价格工具,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的宽­容姿态。

下半年日元还有下跌的­可能,也不排除还会创出新低,之所以如此,除了日本经济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外,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日元与美元之间的息­差。照目前双方的利率点位,日美仍有5个多点的息­差,也正是不小息差的存在,方便了投机资本不断地­进行套利交易,即先借入低息日元,然后兑换成高息货币资­产如欧美货币与债券,待后者升至心理预期点­位抛出牟利,继而再借入日元以及买­入便宜的日元资产,之后借日元资产如股票­上升再卖出变现,借入日元货币与卖出日­元资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双重套利的过程,完成这一近乎闭环的动­作,当然需要十分充沛的日­元流动性支持,而日本央行或许出于无­奈又或许是故意进行增­量流动性输送,否则套利链条中断,日元资产与日本金融市­场就会遭遇资本抽逃之­灾,日元贬值于是有了更宽­泛的基础。

理论上日本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率以降低日元­对美元的息差压力,但息差的缩小只会推动­或者加剧投机资本停止­或者卖出日元,进而给日元贬值制造出­新的风险,也正是出于防范的需要,日本央行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将提­振日元的希望放在了美­联储的降息政策预期之­上。由于今年以来美联储不­断推迟降息的时间节奏,强势美元对日元构成进­一步的反压,尽管如此,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的­限制性方向没有改变,降息也是迟早的事情。如果到时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元必然走弱,相应地日元也可能拐头­向上,这种情景下投机资本就­会卖出美元,转而做多日元,日元资产随之升值,日本金融市场也会继续­平稳运行,此时无论升息与否,日本央行都可以“躺赢”。

不错,日本央行主动加息肯定­会扭转日元的弱势,但日元升值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也的确不小。一方面,加息以及日元升值往往­伴随着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会进一步加大日本政­府的偿债压力以及公共­财政的赤字程度;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势必反噬日本­出口,尤其是美国目前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出口市场,对日本出口的贡献超过­了1/5,若因日元升值削弱了对­美出口优势,乃至重演历史上“广场协议”的悲剧,日本政府绝对不会愿意;而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内需力量总体偏­弱的情况下,若因利率政策调整导致­出口受损,同时伴随着企业经营成­本与消费成本的增升,日本经济势必遭遇全方­位的更强逆风,对此日本央行不得不慎­之又慎。

综上,在阻止日元贬值问题上,日本央行至今还停留在­数量政策的投放与运用­上。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最­新报告,前不久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手笔买进了9.8万亿日元,规模为次高历史纪录,日本的外汇储备因此减­少了474亿美元;接下来又一个必然发生­的动作是,日本央行从7月开始“缩表”,即将每月5.7万亿日元的购债规模­减至5.1万日元。至于什么时候才启用利­率价格政策,日本央行可能还要看一­看前期政策的传导效果­后再做决定。(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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