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耶路撒冷的美国人
这是一个不得不说“应景”的故事。爱德华·萨义德1931年出生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萨义德一家是基督徒，爱德华却由犹太人助产师接生——他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频繁提到这点——理由是爱德华死在襁褓中的哥哥，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埃及开罗生产时用了喝得醉醺醺的奥地利医生，这家人从此信不过所谓的正经医学。萨义德的父母瓦迪和希尔妲都是土生土长的拿撒勒人，和耶稣是老乡。今天，在阿拉伯人依然占据的古城拿撒勒边上，以色列建造了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犹太城市“上拿撒勒”，这一类型的隐喻几乎贯穿任何有关巴以问题的讨论。
瓦迪和希尔妲过着有钱商人的生活，家里有很多用人，他们大多是阿拉伯穆斯林。头脑聪明的瓦迪·萨义德在一战期间参加了美军，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了个英国王室的名字——爱德华，并给爱德华拿了美国护照。爱德华·萨义德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想要跟自己长相匹配的阿拉伯名字，他也不喜欢自己经商成功、感情冷漠的商人父亲。爱德华上面有三个姐姐，属于典型重男轻女家庭里的妈宝幺弟，母亲希尔妲几乎只疼他一个。姐姐们并不像他一样痛恨父亲（与父亲痛苦的关系对爱德华·萨义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自传《格格不入》里有丰富记载），反而认为父亲更疼她们，对她们有非常质朴，也与期许无关的关爱。
当然，爱德华·萨义德养尊处优，这点毋庸置疑。他在开罗的豪宅里度过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上着虽然该说英语，实际上孩子们私下里都说其他语言的国际学校。夏天，这家人通常去黎巴嫩度假，那里曾是法国殖民地，环境一度非常优美，萨义德的法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偶尔他们也会在耶路撒冷的家里生活，萨义德同样在这里的国际学校上过学。
在爱德华·萨义德的童年记忆里，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叫它埃及、黎巴嫩或者巴勒斯坦。1948年前，这些不过都是意义模糊、边界不清晰的名称，对普通人的生活，至少在萨义德眼里，这些地方到底叫什么，没有也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影响。萨义德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找回他记忆里这个所有人和平共存的理想图景。也因此，几乎奇迹一般，他成为20世纪相当罕见的，真正参与国际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是爱德华·萨义德19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很可能是他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与普通的传记作者不同，学生撰写恩师的传记，多少带有崇拜、尊敬的成分。布伦南的《萨义德传》也因此远远比萨义德未完成的自传《格格不入》显得严谨乃至拘谨，在必要的细节之处，会为自己争议繁多的恩师做出辩解。比如，布伦南必须要澄清，萨义德不像很多批评他的人一样从未在耶路撒冷生活。他不仅在耶路撒冷出生，家庭也一直在那里拥有房产。又比如，在萨义德参与政治最踊跃的阶段，他在纽约最好的朋友里依然有相当数量是犹太人，如一度影响力很大的文学杂志《格兰德街》（Grand Street）的主编本·索恩伯格（Ben Sonnenberg）。索恩伯格去世后的悼念文章当中，《格兰德街》的常驻作者悉数被提到，唯独撰稿最多的萨义德却被排除在外，布伦南对这种“主流社会”的隐形立场歧视非常不满。再比如，布伦南认为对萨义德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指责（布伦南认为这是指责）也需要反驳，因为萨义德本人，在《东方学》出版前的讲座当中曾经反复否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这些带有捍卫情绪的视角不是来自一般传记作者的视角，也因此让这部《萨义德传》有了灵魂。另外，布伦南作为萨义德的学生和之后在学术圈工作的职业人士，他所看到的萨义德大多以“大学教授”或“知识分子”，而非“意见领袖”或“中东贵族”的形象出现。这部传记最精彩的部分也因此不是与萨义德私生活有关的部分，而是他在美国学术圈所经历的几次重大思想转折。
在布伦南的眼里，萨义德有着“目光炯炯的黑眼睛，富有同情心但脾气暴躁，一个思维广博而又机警的人，有些令人畏惧，常常妙语连珠”。他意识到晚年的萨义德成了某种可被消费的文化偶像，有被“捧杀”的危险（布伦南将这种“捧杀”与马丁·艾米斯对萨尔曼·拉什迪的评价相对照）。的确，晚年的萨义德树敌之多，可谓被全面夹击。所有阵营都理所当然能从“东方学”的标签之下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画面。一个生活作风奢侈、穿着昂贵定制西装、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豪宅的钢琴高手，如何在巴以问题上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全民公敌”？这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布伦南有他的见解。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布伦南想让大家知道，萨义德曾经也是个吊儿郎当的富二代文艺青年。中学时代萨义德可谓风度翩翩，成绩平平，在开罗英制的国际学校里成绩都徘徊在C上下。紧接着，他被望子成龙的父亲送去了美国波士顿偏远郊区的寄宿学校。离开开罗这样的大都市，到杳无人烟的美国乡下生活，对萨义德打击很大。他痛恨这所学校，这可能是他痛恨父亲的最大现实依据。在美国—— 1948年的阿以战争以后，美国显然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萨义德敏感地认识到自己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被排斥。布伦南也指出，萨义德“思维缜密，雄心勃勃”，在周围普通的美国学生群体里显得“鹤立鸡群”。被取消当图书管理员（根据萨义德的说法，在该校这是对优秀学生的奖励，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一件事，却成为萨义德在美国寄宿学校最大的心结。他频繁向家人表示自己非常自卑，想要退学，一直到当上了这个图书管理员，母亲希尔妲才彻底放下心来。
所有细节里都可以看到，爱德华·萨义德是多么敏感、娇贵的人。在《格格不入》里，萨义德把高中生年代的自己形容成“缺乏道德诚实性或正确的态度”的边缘人，但布伦南指出，
萨义德从寄宿学校毕业后“仍会给老师写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愉快的情绪”。这种割裂当然也不难理解，萨义德为自己构建的精神自我与他实际生活中的人设与行为并不一致。他一方面自大骄傲，知道自己阔绰又聪慧；一方面自卑压抑，认为自己是被故土驱逐的离散人士，永远无法在异乡社会中得到他所需要的认可，哪怕他生来就是美国公民。
青少年萨义德的第一个理想是当钢琴家，第二个理想是写小说。这两样追求不甚成功之后（萨义德的小说从未被发表），他才磨磨蹭蹭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相对安全的学术道路。在萨义德的年代，全美国也没有多少阿拉伯人，学术圈更是稀有。一进大学，萨义德必须面对当时美国大学里最流行的“耶鲁细读派”文学批评。和布伦南不同，萨义德对自己的大学导师没有太多的感情，他对常青藤大学里富有浓重新英格兰乡村新教徒气味、令人昏昏欲睡的学术做派实在十分反感，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哪怕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萨义德也没有多么强调导师对自己的帮助，但在正统比较文学学者布伦南眼里，是萨义德的导师哈里·列文（一个犹太人）潜移默化把他带进了圈子，引荐他发表文章，为他谋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萨义德要到成熟之后才能意识到这点。
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后，萨义德其实对搞学术依然不怎么热情。彼时的学术明星，如莱昂纳尔·特里林，讲究流畅、富有古典气息的行文，萨义德却认为他同马修·阿诺德一样，是个“对文学有着飘逸品味的保守派”，认为他“既要做神，又要讲究，却没有意识到两者不能兼容”，指责“他认为‘智慧’是‘绅士与大学’的专属”。
正统美国学术圈对萨义德来说太过无趣，特里林的圈子永远在维持既有秩序，皮肤相比之下要黝黑得多的萨义德，本能地明白自己不破坏秩序就无法获得成功。《开端》是萨义德学术生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里面装满了时兴的、美国人还没有完全了解（可能至今也不怎么了解）的法国理论。《开端》有显著的福柯属性，导致萨义德本人在晚年不得不说自己“已经戒掉了福柯”，因为福柯理论从那个年代开始并至今在美国学术圈生产着最奇怪的产品。萨义德在美国学术圈的优势是会说多种语言，法语非常好，但布伦南也认为萨义德对福柯等法国学者真正的兴趣在于他们支持巴勒斯坦，而当时的美国学者几乎不可能支持巴勒斯坦。1970年代，萨义德在法国见到了让·热内，热内告诉他“德勒兹、菲利普·索莱尔斯、德里达等都支持巴勒斯坦”，萨义德深受鼓舞。
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让萨义德声名显赫的《东方学》。需要注意的是，《东方学》写于1973年第二次阿以战争之后。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与很多批评相反，萨义德本人认为《东方学》是“完全唯物主义的著作”。这本书成为当今西方大学比较文学、后殖民主义研究、身份研究等——所有与塑造被害者形象有关的时
髦学科——的必读书目自有理由，在此不表，但今天我们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描述《东方学》，我倾向于认为萨义德要说的只有一个核心意思，那就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东方人”（此处取其最狭义——萨义德本人，或其最广义——除欧美中心地带白人以外的所有人，结论差别不大，但必须把“具有智慧”包括在内）在西方所说之话必然得不到理解或被扭曲。（与此相应的批评当然也过于简单，“具有智慧的西方人”在“东方”所说之话也同样得不到理解，或者，在“西方”从未抱怨不被“东方”理解的情况下，为何“东方”需要被“西方”理解甚至接纳？）
《东方学》以其萨义德式优雅的语言奋力雕琢的论点是，东西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简单的阶级差异。但《东方学》里的骄傲，多多少少像是只有东方具有智慧的富人才能拥有。实际上，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用的方法并非完全来自中东文化，同样受了威尔士社会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以及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影响。1987年，萨义德终于见到他非常尊敬的雷蒙德·威廉斯，却发现自己和底层出生的威廉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两人和《党派评论》杂志的创始人罗杰·斯克鲁顿——一个铁杆右派——一起录一档叫《声音》的节目，萨义德竟然佩服威廉斯面对节目“愚蠢的喋喋不休”能保持“乐观、积极、宽和、自在”。
《东方学》出版之后，爱德华·萨义德进入了人生的第二篇章，他的名字真正开始在西方家喻户晓。从美国政府、新闻媒体到学术圈，都以“巴以问题专家”的身份看待他，因为问题的棘手，萨义德就像鲁什迪、奈保尔一样，永远被架在风口浪尖。与《东方学》相比，萨义德之后的著作，如《世界，文本，批评家》、研究阿多诺的《论晚期风格》或絮絮叨叨的自传《格格不入》，被接受程度均不高，但对某一类型的读者，比如试图在西方找到自我的新移民知识分子来说，很难不感同身受萨义德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布伦南最终也意识到，萨义德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体的，可能他完全的真诚，是他最值得尊敬的价值。
与《东方学》相比，萨义德之后的著作，被接受程度均不高，但对某一类型的读者，比如试图在西方找到自我的新移民知识分子来说，很难不感同身受萨义德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布伦南最终也意识到，萨义德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体的，可能他完全的真诚，是他最值得尊敬的价值。